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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久昕:我的父亲滕代远【2】

2017-06-18 01:40:37 人民网

滕久昕:我的父亲滕代远【2】

1952年11月2日,毛泽东在滕代远(左一)陪同下视察黄河铁路桥时,与郑州铁路局桥梁工程师刘鸿钧交谈

2014年11月2日,是我的父亲滕代远诞辰110周年的日子。他1924年参加革命,从投身蓬勃兴起的湖南农民运动到与彭德怀等组织领导著名的平江起义,从率领部队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到参加瑞金苏维埃土地革命,从延安王家坪中央军委的日夜操劳到太行山辗转迂回与敌人战斗,从新中国成立伊始奠定和发展人民铁道事业到参与十年社会主义建设,几十年来,他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父亲离开我们快40年了。每当我看到他老人家的照片,与家人谈起关于他的点滴往事,一种无限缅怀他老人家的心情便叩击着我的心扉,久久难以平静。

1968年春,我在北京灯市口中学上学,因为视力不合格,参军没有被选上。我与几个要好的同学商量后,决定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报名去内蒙古牧区插队当知青放羊。不久,学校发来登记表,我填完后请父亲审阅,他戴上眼镜拿起毛笔在家长意见栏内写下“完全同意、坚决支持”八个字。我写信告诉了在部队工作的几个哥哥,他们也一致支持我的想法。没过多久,二哥、三哥分别从部队请假回来,专门为我送行。四哥因部队执行任务不能请假,也发来电报表示支持。

那段时间,我整日忙于准备行装,父亲特地将他打仗时缴获的一条日本军毯让我带上,以抵御边疆冬季的寒冷。母亲怕我没有生活经验,不会拆洗被子,戴上老花镜伏在乒乓球案子上,手把手教我怎样拿针、怎样缝被子。父亲对母亲说:“孩子现在离开我们是早了点,但不能因为舍不得就永远把孩子拴在自己身边。他们响应号召去建设边疆,我们应该支持。当年我们参加革命也是这个年龄嘛。”

我用平时积攒下的零花钱买了许多信封和邮票,事先用胶水将邮票粘到信封上。父亲问我做什么,我不好意思地说:“头一次去那么远的地方,条件又艰苦,要是想家了写信时方便些。”父亲听后爽朗地笑了,用手指着我的鼻子,语重心长地嘱咐我:“到了边疆,要团结当地人民群众,多向少数民族同志学习,不要老想家啊。”

向内蒙古大草原进发的日子终于到了。告别生活了16年的北京,告别了学校、老师,告别了亲人,我与北京各个学校的800多名自愿奔赴边疆的同学,同乘一列火车准备出发。父亲、母亲,还有哥哥们,都去永定门火车站为我送行。

记得那天天气很热,怕孩子们舍不得家长,影响火车开动,车站规定不让送行的家长进站,彼此只能在进站口告别,只有持车票的同学才可以进站。曾担任铁道部部长、时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父亲和时任北京铁路局党委书记的母亲,也被挡在车站外面,焦急地站在混乱的人群中不知所措。家长们急切地向车站负责人交涉,我们也选出代表向站方提出抗议。经过协商,家长们最后才得以进入车站,与奔赴边疆插队的子女们话别。我站在父亲面前,再次向他表示决心。我是他最小的儿子,又是第一次离开他到遥远的边疆,父亲很不放心。我看得出,他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不让眼泪流出。车厢内外到处是一片压抑的哭声,连火车开动的铃声都听不到了……

在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插队的日子里,父母亲经常来信,勉励我在草原上扎根,好好经受锻炼。父亲在信中教育我:“要和工农子弟打成一片,不要让别人看出你是干部子弟,要在艰苦朴素上成为标兵。”我也经常给家里写信,汇报我的工作生活和思想状况,父母看后非常高兴。

1970年,我来到人民军队这所大学校,成为一名光荣的铁道兵。部队里的一切对我来说是那么新鲜有趣,我和战友们日复一日地开山洞、铺铁轨、架桥梁,为祖国的三线建设贡献力量。

参军不久,一次因为工作需要,部队首长让我去北京密云出差。阔别多时的北京令我魂牵梦萦,但我更思念家中的亲人。回到家里一看,只有几位工作人员在,父母因为林彪的“一号命令”,服从战备需要已疏散到广东去了。一些在京工作的老同学听说我回来了,便跑来与我叙旧,还在一块儿吃了顿饭。临返部队前,我也在莫斯科餐厅回请了他们。吃饭的开销比较大,还借了出差公款60元钱,当时我认为事情办得很周到。有一次,我在信中无意间将此事告诉了在广东从化的父亲,他知道后非常生气,马上写信批评我说:“干部子弟应养成艰苦朴素的作风,吃苦耐劳的习惯。这不是一般生活作风问题,而是思想觉悟问题,甚至是政治水平高低的问题。”不就是吃一顿饭嘛,何必这样上纲上线!接到信后,我的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父母除了写信帮助我提高认识外,还告诉几位哥哥,同时也写信告诉了部队的领导,大家一起来帮助我认识讲排场、摆阔气的坏处。父亲还寄来60元钱让我把公家的钱还上。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学习《雷锋日记》,对照反思自己的言行,对这件事有了初步认识,还写了一份思想汇报寄给在广东的父母。他们看后都很高兴,记得母亲来信说:“……你爸爸阅后在信上批了一个很大的‘好’字,希望你以更大的进步迎接19岁的生日。”

1973年6月,因北京修建地下铁道,我所在的部队整编后,将我从湖北郧阳调回北京。部队首长知道父亲身体不好,身边没有一个孩子,我又是最小的儿子,特意给我几天假回家看看。那天回到家,父亲见到我特别高兴,拉着我的手问长问短。我望着父亲清瘦的面庞,心情难以平静。他老人家的头发白了,精神也不像以前那样好了。父亲问我什么时候去新单位报到,我说:“部队首长给了几天假,在家休息两天就去报到。”父亲不同意,他说:“可不能伸手向组织要照顾,也不要休什么假,一天也不要,半天都不要!你要听我的话。”我按照他的要求第二天就去新单位报到了。

一天星期六,部队集中进行学习,我正在班里和战友们一起学习时,通信员叫我去连部一下。一进连部,只见父亲的警卫秘书杨新国和部队指导员谈话。我感到很惊奇,忙问什么事情。杨秘书笑着说:“首长想你了,来工地看看你。”“在哪儿呢?”我问。“就在外面车子里。”杨秘书说。我向指导员请了假,回到宿舍换了军装,急忙赶到院子外边,老远就看见父亲坐的红旗牌轿车停在院墙外,司机和警卫员站在车外。我钻进轿车见到父亲,忙说:“爸爸,您怎么来啦?”父亲也很激动地说:“你妈妈又出差啦!我想你啊。”“走吧,我和您回家。”父亲说:“向连队请假了吗?”我说:“放心吧,我请假了。”

坐在车上,我心里很难受。父亲已经69岁了,身边除了母亲,就是工作人员。母亲在铁路局工作很忙,经常到下属单位出差。父亲一定感到很寂寞,才做出这种异乎寻常的举动。回到家,他详细地询问我现在的学习和工作情况,部队的教育和施工情况,干部战士的思想情况。我把自己所知道的向他全部道出,父亲听了感到很满意。第二天早饭后,他郑重地对我说:“你回去吧,好好工作。”我虽然感到不理解,也不情愿,但这毕竟是父亲的话,必须照办。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会后,大会秘书处送来十大新闻照片一套,其中有毛主席主持大会的照片,还有其他领导人在主席台上的照片。

记得那天是星期六,父亲请工作人员买来三个镜框,他把我叫到身边,要我帮助他把照片装入镜框,挂上墙。父亲戴上眼镜仔细对比,亲自挑选两张毛主席的照片。我站在椅子上,举起镜框向墙上挂,父亲站在后面指挥。在一片愉快的气氛中,两幅毛主席的照片被挂在了办公室墙上。

我回头一看,发现桌子上还剩下一个镜框,就伸手从其余的照片中挑出一张有毛主席、周总理,以及王洪文在大会主席台上的照片。我问:“这张不是也挺好吗?”父亲摇摇头说:“不行!要挂就挂毛主席的,太多了不好。”我又出主意:“要不把这张放到会客室茶几的玻璃板下面?”父亲还是表示反对,他不理解地说:“王洪文入党才几天,就作修改党章的报告?”我明白了父亲的意思,赶紧收拾起桌子上剩余的照片。

对于我犯的错误,父亲并非每次都能原谅,有时他发起脾气来还真让我紧张半天。

记得是在1973年9月,中共十大刚刚结束,父亲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我在离北京市区约30公里远的昌平参加铁道兵教导队集训。因为训练紧张,考核课目比较多,我已经很久没有回家了。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请了假,坐了两个小时的公共汽车回到城里,见到父亲总觉得有说不完的话,一晃就到了星期日下午。按照规定,我必须在周日晚饭点名前归队,否则就违反了军纪。万般无奈之下,我向卜站稳秘书求助,想用父亲的汽车送我一趟。工作人员知道我的难处,决定请司机李开志送我归队。为了不让父亲知道,汽车停在了大门外面。

这是我头一次因私事使用父亲的专车,不承想还是让父亲知道了,他严厉地批评了身边的工作人员。不久我再次回家时,父亲把我单独叫到一边,口气相当严厉:“你胆子真不小,竟敢坐我的车!”他还说:“干部子弟不允许有优越感,你把我的话全忘了吗?”望着父亲严肃的面孔,我紧张得手心直出冷汗,恨不得地上有条缝,马上钻进去躲一下才好。我知道自己错了,赶忙向他承认了错误。“你给我听清楚,以后不许坐我的车!”父亲以这句话结束了批评。我回答“是”,然后灰溜溜地退了出去。

不仅对我如此,几个哥哥从部队探亲回家,从来都是自己乘公共汽车回家。有时东西带多了,也是我骑自行车去车站接他们,从未因私事用过父亲的汽车。

在工作之余,我喜欢翻看以前的日记,它们会带我回到幸福的从前。我在1974年9月29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该吃早饭了,我兴致勃勃地坐到餐桌旁。快到国庆节啦,看看今天有什么好吃的。可是父亲却夹给我一个小窝头,真有些扫兴。在连队就经常吃窝头,好不容易回趟家,总该改善一下,怎么还吃窝头?我向父亲摇摇头,母亲也在一边劝我不要吃了。可是父亲不答应,坚持让我吃。没有办法,我只好勉强吃了下去。”

记得那天早饭后天气很好,我乘车陪父亲去紫竹院公园散步,闲聊时不一会儿就谈到早上吃饭的事上。父亲语重心长地说:“现在的条件好了,生活水平也提高了,许多人的衣食住行都与从前大不一样了。但是,怎么能忘记过去呢?在抗日战争中,太行山根据地的军民连树皮都扒下来吃。你们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孩子,可不能身在福中不知福啊!”父亲的教导永远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中。

父亲不仅对我要求严格,自己也是以身作则。他衣着简朴,除了为出国访问而置办的几套像样的衣服外,上班就穿铁路制服,平时在家穿粗布衣服。衬衣、睡衣破了,不愿买新的,让母亲补一下再穿。他平时的伙食很简单,炒胡萝卜丝和辣子豆腐是他的最爱。他喜欢吃粗粮,每天一个小窝头。父亲不抽烟,也很少喝酒,他要求我们不吸烟,家里几个孩子都是男孩,至今没有一个吸烟的。我们家解放后住在东城区煤渣胡同的一个院子里,旁边紧挨着一家汽车修理厂,时常听到工厂的噪声。这所房屋破旧了,有关部门多次提出维修,他始终不同意,一直住到病逝。父亲身患重病后,购买的进补药品都是自己出钱,从不让公家报销。而今我深深感到,这不仅仅是家教严,更是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他的言传身教,对我们全家起了很大作用,几位哥嫂都继承了艰苦朴素、勤俭持家的好作风。

1974年11月中旬,父亲患肺炎病重住进了位于东单的北京医院。尽管从各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治疗,但病情一直不见好转,父亲以顽强的意志与疾病抗争。为了让我在部队安心工作,他始终不让身边工作人员将住院的消息告诉我。当时,几个哥哥都不在身边,唯独我一个人从湖北调回北京一年多时间。我们部队承担着北京地下铁道施工的繁重任务,我平时也很少回家看他。

我意识到父亲身边不能没有亲人的照顾,于是向部队首长请了假,急急忙忙赶到北京医院。

我推开病房的门,见到父亲坐在沙发上。我上前一步,立正向他敬了一个军礼,他略显惊奇地望着我,头在慢慢地摇动。我端详着他憔悴的面容,脸色略显苍白,眼睛都不能完全睁开了,说话吐字不清晰,语言表达也很困难。见到父亲被疾病折磨成这个样子,我傻呆呆地站在那里,眼泪不禁夺眶而出。

在医院治疗期间,父亲经常让我陪他在走廊里散步。他一只手拄着拐杖,另一只手紧紧地抓住我的胳膊。看着70岁的老父亲心力交瘁的样子,我的心就像针扎一样难受。可他自己全然不顾,经常听广播、看电视,文件一送来就立刻让我读给他听。他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觉悟,时刻关注着党和国家发生的事情。只要有空,父亲就叫我去帮助医护人员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我经常去帮助医护人员做事,例如从电梯里装卸氧气瓶,刷洗厕所和浴盆,擦地板,收拾被褥,帮助护士粘药袋、搓棉签,还有煎中药、打开水、退送餐具等。看到有事要做,父亲只要用手中的拐杖一指,我就马上过去帮忙。后来慢慢习惯了,不用他的拐杖指,我也能主动找活干。父亲看到后,自然十分高兴。

11月30日,是我永远不能忘怀的日子。

那天下午,父亲与前来看望他的一位老同志宋一平兴奋地谈了两个多小时,茶几上的白纸写满了铅笔字,有人名,还有地名,我在旁边听着也入了神。

晚上下班后,母亲来医院看望父亲。父亲的情绪仍然很激动,大概还在讲着下午的事情,可惜的是,我们却无法听懂他的意思。后来,他拿起铅笔在纸上反复写着什么,究竟是什么字,我们也看不懂。母亲劝他不要着急,慢慢写。突然啪的一声,铅笔尖折断了,我急忙换上另一支铅笔,重新翻过一张纸,请他把字写大一些。父亲好像听懂了我的意思,不再着急了。铅笔下显出的字让我们看清楚了一些,原来是“服务”两个字。

我一下子明白了,这正是父亲对我们的一贯要求和希望啊!我用双手捧起这张纸,虽然很轻,但上面的“服务”二字重如千钧。父亲是在嘱咐我们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凝视着这两个字,向父亲认真地点点头,轻声对他说:“我们会这样做的,你放心吧!”父亲也点点头,嘴里含糊不清地说着什么,抬起头用眼睛看着我。老人家的眼眶湿润了,我的目光又一次被泪水挡住了。

12月1日9时15分,父亲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70岁。父亲就这样永远离开了我们,走得这样坦然又这样匆忙。

就在两天前,1974年11月29日,父亲的战友彭德怀元帅也在北京三○一医院去世。平江起义的两位著名领导人几乎是同时离世,这不禁让我们一想起来就唏嘘不已。

滕久昕:我的父亲滕代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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